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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印寺寺刊板是保存在海印寺的东、西寺刊板殿和法宝殿内的经板,共156类、5,987板。又称海印寺杂板、寺私刊板等。2007年6月,以“海印寺高丽大藏经及诸经板”的名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海印寺寺刊板包括经过高丽时代、朝鲜时代,直至1959年3月雕刻的经板。其中的三本(贞元本、晋本、周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及《金光明经》等与第32号国宝海印寺高丽大藏经板(八万大藏经板)的经板种类存在重复的部分,也编入了几种新经板。其中大部分都是佛教经典、佛教仪礼集及变相图(变相图:以绘画方式展现佛教故事);新罗、高丽等韩国和中国高僧的文集;也包含部分历代年表、个人诗文集及八万大藏经的引经发愿文和千字文等。韩国著作主要包括新罗时代的元晓、义湘;高丽时代的大觉国师义天、普觉国尊一然及觉海大师体元、向如等著述的个人文集和高丽中期儒/佛文人参禅居士白賁华(1180∼1224年)的诗文集《南阳诗集》等。 

1982年5月,其中的高丽时代经板以“海印寺高丽刻板”的名称被指定为第206号国宝(共28种、2,725板)及第734号宝物(共26种、110板)。除了作者、译者之外,这些经板内还标记了记述雕刻主体、时期、场所及原委等的志文和跋文、亲自刊刻经板的雕刻工等,相应经板充分包含有了解历史和文化特色的资料。尤其是包含了诸多阐明十三世纪中叶高丽国大藏都监和高丽国大藏分司都监雕刻和供奉于海印寺法宝殿和修多罗藏内的海印寺高丽大藏经板(八万大藏经板)的刊刻空间、雕刻原委、雕刻工的出身成分和现实意识等的源泉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辛丑年(高宗28,1241)5月下钜寺、下锯寺雕刻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和《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丙申年(高宗23)6月海印寺刊刻的《佛说梵释四天王陁罗尼经》等的志文/跋文和雕刻工等资料证明了下钜寺和海印寺是八万大藏经板的刊刻空间之一,也用于阐明这些寺院的思想趋向、现实意识和雕刻工的出身成分。

海印寺寺刊板与大藏都监、分司都监刊刻的第32号国宝海印寺高丽大藏经板不同,在寺院、地方官厅和个人的主管下雕刻而成。雕刻寺院包括伽倻山下钜寺、海印寺和仁兴社等;官厅有鸡林府(如今的庆州市)等;个人有觉海大师体元和惠圆等僧侣以及戊寅执权者崔瑀、崔怡,逸庵居士郑晏、郑奋;顺安山城防护别监李荣、东京副留守朴随、鹿鸣乡户长李胜光等官僚和地方权势。

海印寺寺刊板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第一,它是原原本本地包含了补充统一新罗~朝鲜时代欠缺资料的源泉资料,十分重要。尤其是弥补了编纂《高丽史》过程中遗漏的佛教资料,可以用作复原高丽王朝实录的核心性源泉资料。第二,它是了解高丽及朝鲜时代出版印刷术和木材加工技术的资料。作为复原如今已经失传的高丽时代木材加工技术的源泉资料,未来可以在复原木材文化遗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第三,它是可以确认当代韩国佛教教学水平和实力的资料。虽然其中起信论的相关资料并不完善,却被认定为珍贵的资料。第四,可以借此了解当时版画的趋向。采用绘画方式雕刻缩略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晋本、周本)》和《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及《妙法莲华经》等经典内容而成的变相图是探索13~14世纪和朝鲜时代佛教版画的重要文化遗产。第五,它原原本本地包含了复原第32号国宝海印寺高丽大藏经的雕刻背景、刊刻组织体系、参与雕刻工的出身成分、当时的现实意识和移安至海印寺的时期等的源泉资料。 

由于海印寺的寺刊板具有这些历史和文化价值,可谓是蕴含了韩民族文化主要信息的珍贵记忆文化遗产。 

目前,海印寺圣宝博物馆内保存着东晋佛驮跋陀罗汉译的60卷晋本《大方广佛华严经》中的第45卷,21张经板。此经板是继卷尾题之大广佛华严经第45卷后的音义部分,雕刻记录了本经板的雕刻时期、原委及主体等的成轩题写的记文。据记文记录,1098年(肃宗3)3月,伽倻山海印寺的依止僧侣成轩为祈愿天长地久(天长地久:如天地般永恒不变)而施舍钱财雕刻了此经板。本经板在海印寺寺刊板目录中被遗漏,却被评价为估量11世纪海印寺的木板印刷术和华严教学实力的重要民族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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